首尔蚁居房寄生记 | 人间

“有些长寿的老居民，甚至在这里住了十几年，但很少有人可以摆脱这里。最主要的就是因为穷。除非人死了，不然很少有人会自愿离开这儿。搬进这里的人，情况是绝对不会好转的。居民里每个月能攒下 10 万韩元的人都不到 10%。”

配图 | 《小公女》剧照

在蚁居房里生活，不仅意味着把身体塞进约 1.25 坪（面积计量单位，1 坪约合 3.3 平方米）的狭小空间里，还意味着为了不被赶出去而苦苦坚守，意味着哪怕只想稍作改善也是难上加难，意味着一种西西弗斯式的刑罚。

虽然这房间连阳光都没有，可大部分的居民一旦一脚踏入蚁居房就很难再出去。2016 至 2018 年，在蚁居房居住了 15 年以上的居民比例呈逐年递增趋势。随着蚁居房居民的年龄越来越大，这一比例也只会越来越高，可见逃离蚁居村有多么不容易。

“我都不指望能搬家了，只要不生病就好。本来存折里就没多少钱，再生病的话，那可真是‘屋漏偏逢连夜雨’啊。我一直都是挣一天钱过一天日子，去年冬天肩膀疼了好几个月，一直干不了活。好不容易存下来的钱都花光了。”

朴先生是第一个抛出蚁居房 “贫困经济” 线索给我的人，他的目标是在蚁居房里 “坚持下去”。他在昌信洞蚁居村的一个蚁居房里生活了二十多年。虽然一直都在工作，可他人生中 1/3 的时间是在 1.5 坪的蚁居房里度过的。

他小时候一直和父亲在家乡京畿道议政府市做农活，但这并不能改善家里的经济状况。他也没条件上学。20 多岁的时候在南大门市场的一家中餐厅干送外卖和洗碗的活儿。“紫菜养殖场提供食宿。”1987 年，因南大门市场某劳动介绍所的一句话，他就直接跑去了全罗南道菀岛郡。这就是他搬进首尔钟路区昌信洞前的经历。

“在紫菜养殖场工作的时候，日子真的过得很舒服。每个月的薪水是 20 万 —30 万韩元，养殖场既提供食宿又给买烟。我在紫菜养殖场做了两年后，又去木浦做了两年的捕鱼工。”

朴先生也曾享受过一段像棉花糖一样甜蜜的新婚生活。他在菀岛的时候，在岳母的介绍之下结识了比自己小 19 岁的妻子。当时，她带着年幼的儿子嫁给了朴先生。如今，虽然他们离婚已经有十年了，可朴先生依然深情地称呼前妻为 “孩子妈”，以及那个没有一丝血缘关系的男孩为 “孩子”，甚至还珍藏着他的照片。1999 年 5 月 31 日是他们的结婚纪念日，朴先生到现在都记得清清楚楚。他于 2009 年离婚，婚姻生活维持了不到十年。那一年，孩子刚好 10 岁。

在蚁居村居民无微不至的帮衬之下，他们也算过了一段完整的新婚生活。虽然房间只有 1.5 坪，可那时正是过夫妻生活的时候，所以挤一点也觉得没什么大不了的。朴先生一直忙于生计，都没想过要办婚礼。前妻嘴上说着 “不办也没关系”，朴先生就真的以为没关系，后来之所以会明白前妻心中其实觉得很委屈，是因为听到前妻跑去蚁居房咨询所诉苦 “连个仪式都没办”。直到 2005 年，两人才在各路朋友的帮助下补办了婚礼。

“龙山有个教会帮了我们很多忙。我们还拿到了三星集团赠送的洗衣机，可蚁居房里哪有地方放啊。我把那个白到发光的洗衣机放到了公共空间和其他居民一起用，后来洗衣机出了故障就被丢掉了。我们还去了雪岳山度蜜月，玩了三天两夜。那真是我人生中最幸福的时刻啊。”

四年后，也就是 2009 年的盛夏，他工作完回到家，发现妻子已经打包好了行李在等他。听见比自己小 19 岁的妻子说 “我们离婚吧”，他虽然心如刀绞，但不能不放她走。他一度无助到整整三个月都没有出过蚁居房的门，一直窝在房间里，都没有站起来过。那个时候，他仿佛根本不存在于这个世界上一样。让他重新振作起来的是那些在贫穷中仍然互相扶持的蚁居房邻居们。

“孩子刚离开的时候，连梦里都是他的影子。我抓心挠肝地想了他整整三年，后来还故意扔了他的照片，因为越看照片就越是睹物思人。邻居们都觉得我不能再这样下去了，纷纷来探望我，让我打起精神振作起来。”

虽然和 10 岁的儿子分开后就再也没联系过，但儿子就住在这附近，偶尔还能听到一些关于他的消息。

“听说他在高尺洞棒球场旁边的大学念书。不久前，我和他在社区门口碰到了。孩子妈也一直住在这个蚁居村。穷成我们这样的人哪有机会从蚁居村出去呢。看见他们，我心里会很不好受，但依然会听到他们的近况，也会和他们碰面。日子就这么凑合过着。”

李明柱（57 岁）因糖尿病并发症截掉了双腿，今年已经是他在蚁居房生活的第 12 个年头了。旅店式蚁居房 5 年，半地下蚁居房 6 年，最近他才好不容易搬到了一楼的蚁居房。12 年来他从未偷过懒，每个月都按时还上 16.8 万韩元的债务，每个月都费九牛二虎之力攒下 5 万韩元，六年下来足足攒了 360 万韩元。

蚁居村这种阴暗的环境，即使是正常人，一不小心也会深陷抑郁。李先生之所以能一直坚定意志、梦想东山再起，都是因为 “卫生间”。无论是蚁居房里还是建筑楼里，都没有卫生间。蚁居房前方的新梦儿童公园里有个简易卫生间，在那里可以排便。每次有生理需求时，他都要费劲地撑起身子爬上楼梯， 从半地下室里出来。可到了下雨天，他只能忍住令人无所适从的尿意。所以说，蚁居村真的是毫无人权的死角地带。

为了无论刮风下雨都可以方便地解决生理需求，李先生花了 6 年的时间攒够保证金，在蚁居房生活 12 年后终于结束了在半地下室的生活，搬到了月租 28 万韩元的一楼，实现了 “居住升级”。现在他把轮椅放到了一楼，想去卫生间的时候可以说走就走，这让他感到心满意足。

这样的他，是从一开始就如此贫穷吗？李先生的人生轨迹中有我们熟悉的伤痕，即 IMF 时期引发的外汇危机。

“我原来是做重型装备租赁生意的，1997 年破产之后，就离开家人开始了街头生活。我也数次尝试过自杀，重新振作起来之后就搬进了考试院，开始做日结的零工。有一段时间我没办法干活，所以欠了好多房租。之后我辗转了好多地方，从考试院到汗蒸房再到漫画店，情况是越来越糟糕。12 年前因为低廉的房租，我住进了旅店式蚁居房。”

不过，李先生的情况还算是好的。他的残疾显而易见，所以被定为一级残疾。以 2018 年为准，蚁居房居民中有 29.7% 的人认为自己 “患有身心障碍”，可这些残疾人中有 31.7% 的人处于 “未登记状态”，是拿不到残疾补贴等基本福利的。

“每天都会有相关工作人员来协助我活动、帮我做小菜，可那些未登记的却连人类最基本的生活都无法维持。三年前搬来的一位邻居头部受了伤，无法独自行动，没有能力独自生活，也无法对事物做出正确的判断。可他在街头流浪了太久，拿不出在医院治疗的证据，所以不能进行残疾等级认定。我经常会想，我们真的可以对这些生命置之不理吗？”

李先生在蚁居村居民中算是性格较为坚毅的，但提到离家之后就跟自己再无联络的孩子时，他会咬紧嘴唇。

“在孩子还很小的时候，我就和他分开了。虽然我真的很想他，但是也不想让孩子看到自己的父亲是这副德性，只能祈祷他过得好就行了。我余生的目标就是不愧对父亲这个身份。只要有可以帮助到邻居的志愿活动，我都会去做。我觉得这么做是一种对孩子最起码的言传身教。”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去年春天他的病症突然恶化，在隔离病房里治疗了整整半年。再度回到蚁居房后，等待他的却是首尔市都市计划委员会通过《良洞都市整顿再开发地区变更整顿计划》的消息。

东子洞居民知道该消息后，回想起之前南大门路 5 街的蚁居房居民们没能拿到搬迁补贴就离开住所的场景。寒冬腊月里，大家都不知道该何去何从，每天都活在寒冷与不安之中。

“白天我一定会出来，晚上一定会把门关得死死的。邻居们都知道这里住了个女人，我根本没办法开窗户。到了晚上，房间里就会湿气很重……”65 岁的朴敬子女士，为了防止自己在蚁居村遭受暴力或处于危险境地，每天都过得战战兢兢。

3 年前，她住的楼里有十多个蚁居房，其中只有她一名女性。连上厕所都不方便，更别说洗漱或洗澡了。那些找不到日结零工或者是干脆找不到工作的邻居经常会喝得酩酊大醉，裸着上半身瘫在卫生间和走廊中间等这些只能勉强称为公共空间的地方。

蚁居村的胡同里经常可以看到男性居民，女性居民却相对罕见。首尔地区的蚁居房女性居民有 414 人，仅占首尔全体蚁居房居民的 13.7%。

“这里只有我一位女性居民，其他人喝了酒之后都直接光着身子来回走动。这栋破楼的公用卫生间是不分男女的。门锁也并不牢固，晚上我都不敢闭眼。夏天的时候，那些男人都光着身子，我就算再热也不敢开门。”

我想起了去年春天去朴善基的蚁居房采访的事。有位女居民搬进了他对面的房间，却完全感觉不到有人在里面生活。天气暖和一点的时候，朴先生和旁边的木匠大叔都会把门打开，可那位女居民还是一直把门关得死死的，生怕有一丝阳光照进来。不久后朴先生就说：“刚搬进来的那个女人很快又搬走了。”

“免费供餐所大约有 70 个男人，只有我一个女人。男人会在我旁边毫不掩饰地起生理反应，我害怕到都不想再去吃饭了。女人独自露宿街头真的很不容易，都没有可以睡觉的地方，所以我只能跑到卫生间去睡。男人们又很危险，所以我只能逃跑。我经常独来独往，如果看见哪个快餐店里有女客人的话，就坐到她后面避免被骚扰。”

女性露宿者既是露宿者又是女性，这两种身份都让她们处于弱势状态。她们很难找到一个可以安心睡觉的地方，所以经常徘徊在城市中心。要么白天在地铁里打个盹儿，要么就去澡堂或者修道院通过义务劳动换取睡觉的地方。

一生都在辛苦劳作的朴敬子女士，做梦也没想到自己现在会是这个样子。她从 9 岁开始就在别人家里做保姆，怎么也想不到，从未休息、 一直劳作的结果就是成为 “勉强避免露宿街头的底层贫民”。她年幼时赚的钱被家里人一分不剩地拿走，婚姻生活也因为受不了婆家的暴力以离婚收场。

“临近拆迁的空考试院那儿有一批露宿者，所以我和他们一起住了好几个月。房间里有一些被丢掉的被褥，吃饭就靠免费供餐解决。在那里认识的人给我介绍了这个蚁居房，我才过来的。我最多也就再活个五年，希望我可以平安无事地度过这五年……”

2019 年 2 月和 3 月的深夜时间，我一直都在公司悄悄地整理蚁居建筑实际所有者的信息。挖掘真相不顺利的时候，我就会向附近的房地产中介打听蚁居村的生态。如果谈到和钱相关的内容，我就会假装自己 “对投资蚁居房感兴趣”。靠购买蚁居房作为理财手段，是普通人难以想象的事。这些人的理财方式已经病态到对社会有害的程度。

“这些业主都是在蚁居房收租，然后自己跑到富人区去生活。说实在的，蚁居房并不像标准单间那样设施齐全，却还收那么高的房租，简直是暴利。大部分蚁居房都没有卫生间和厨房，理论上这种房间不应该只收 5 万韩元吗？可实际是 1 坪要收 25 万韩元，这比一般公寓还要贵五六倍。”

“南大门那边有个八旬老人也想做蚁居房生意。除了这个，80 多岁的人哪还有一个月可以赚几百万的工作呢？而且这都是现金收租，也没有税。再加上养老金，每个月可是准时有钱进账呢。”

有房地产中介分析，反而是长期经营蚁居房的那些人，不愿意蚁居房被再开发。

“有很多月入 400 万 —500 万韩元的房东都不希望这里被再开发。这次不是出了什么合作政策吗，他们也都不参与，参与了就没有收益了。他们反而会囤购房产，把蚁居房的月租当作利息来收。典型的投资客比较喜欢再开发政策，他们的算盘打得可响着呢，看看自己是投资给公寓楼划算，还是投给蚁居房会赚更多。”

住在首尔江南区狎鸥亭洞高级公寓的著名网络讲师成京浩让人很难忽略。他的名字既不普通也不特别，可他的债务关系非常引人注目。

成京浩是因为所学专业才如此了解投资的信息吗？每当出现 “涨势”，他都会去提前做 “所有权转让临时登记”。虽然这并不代表房产已经归他所有，却可以阻止其他人购买。不仅如此，他的家人于 2004 年买入附近的其他蚁居建筑，并把同一家网课公司设定为抵押权人。该地区恰好被称为檀君开国以来最大的龙山国际事业区。该地区的开发始于 2006 年，2013 年取消。停止开发该项目后，成氏一家便将其售出。

另外还有一个成氏家族，该家族中辈分相同的两名成员分别于 2002 年和 2010 年取得了几栋蚁居建筑的所有权。两人的住址也同为首尔市江南区论岘洞的某特定建筑，甚至连门牌号也是相同的。这点让我觉得很是可疑，我便再次翻开了论岘洞建筑物的产权登记簿，发现该栋建筑物的所有者是一名 63 岁的男性，推测其可能是两人的父亲。可江南区建筑物所有者的儿子，为什么双双购入了破烂不堪的敦义洞蚁居建筑呢？

当然，也有不少蚁居建筑的实际所有者，居住在像 Tower Palace 这样象征着富人区的地方。实际所有者孙明信（33 岁）在十多年前，也就是 2008 年，才 22 岁就购入了东子洞蚁居村的某栋二层建筑。该建筑预先抵押的金额设定接近 4 亿韩元。考虑到他当时的年纪，很难说这是一次 “普通” 的投资。

既然蚁居生意如此赚钱，那自然会有世世代代做蚁居生意的家族。金成勋在 2016 年，也就是他本人 16 岁时，和父母一同成了东子洞某蚁居建筑的共同所有者。十几岁就已经成为建筑物所有者这一点固然让人惊叹，但考虑到这栋建筑是由他的祖父母赠予父母，如今又加上了他的名字，这确实是实实在在 “三代传承” 的家族蚁居生意。

2011 年买入一栋永登浦蚁居建筑的朴某，不知是否因为发现这是门赚钱的生意，又于 2015 年买入了一栋东子洞的蚁居建筑。此外，只要有再开发的项目，或者有再开发的消息，我们都会看到世宗、昌原、釜山、光州等地区的蚁居建筑被买入的消息。如果哪个地区的公寓有利可图，很多人都会不远万里地赶去大手笔地购入建筑。

我们的社会已被资本主义渗透到变质的程度，连蚁居房都可以被作为理财手段！可这令人难以想象的低贱的赚钱方式，却从未被公开报道过。

拥有 4 栋敦义洞蚁居建筑的具弼成（76 岁），是蚁居房所有者中拥有房产数量最多的。如果连他的家人也算在内，我推测他们拥有的建筑应有 7 栋以上。光是以他本人名字购入的蚁居建筑就有 4 栋，总计 33 个房间。按照首尔市平均月租 22.8188 万韩元来算，每月则有 753 万韩元左右的现金入账。

拿敦义洞举例，除去支付给蚁居房代理人的 10 万 —15 万韩元抽成，剩下的租金全部归房东所有，这是不成文的规矩。如此一来便可推测具先生每月会有 330 万 —495 万韩元的收入，一年则有 6000 万韩元左右的 “隐形收益”。

可敦义洞竟毫无具弼成的影子。每当我向具先生名下建筑居民询问房东是谁的时候，他们总会扯出不相干的人。大部分居民都不知道自己的房东是男是女。具弼成名下的建筑分别有不同的代理人，他们都异口同声地回答：“房东住得很远，我会提前替他把房租收好，每个月到了指定日期就把钱汇到他的账户里。”

敦义洞蚁居村位于皮卡迪利剧场和乐园商街之间。20 世纪 50 年代朝鲜战争时期，皮卡迪利剧场后方形成了大规模的红灯区，曾有 450—500 名年轻女性在此工作。1968 年在首尔市政府的大规模管制之下，红灯区聚集地被瓦解。随后，这些用来做性交易的房间变为外县市进城务工劳动者的落脚之处，逐渐形成了如今的蚁居村。

探访过昌信洞、东子洞和永登浦蚁居村之后，我动身前往了首尔四大蚁居村中的最后一个：敦义洞蚁居村。第一次探访敦义洞时，我脑海中突然闪过了一个想法：和其他蚁居村相比，敦义洞的环境还算不错。实际上，这里在 2015 年就列入总统直属区域发展委员会计划的实施范围，地区政府也积极推动完善该地区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负责露宿者相关政策的首尔市自立支援科也在研究中指出：“在首尔市的蚁居村当中，敦义洞蚁居村是有工作居民人数最多、领取失业金人数最少、居住环境较好的地方。”

敦义洞蚁居村最突出的特征之一是 “中间代理人的自律性”。其他蚁居村的中间代理人，其家庭条件和蚁居村居民别无二致，都是靠着帮房东收月租、管理房间而免费获得一处栖身之地，或者可以在不交房租的情况下做个小生意。而敦义洞蚁居村的代理人是以转租房东的身份自居的，并对蚁居房生意表现出跃跃欲试的态度。

社区的统长朴占子 “管理” 的蚁居房足足有 100 间。我向同时担任社区管理人的朴女士咨询了关于敦义洞蚁居村的特色生态系统，他们果然混淆了 “房东” 和 “实际所有者” 的概念。但如果把 “房东” 二字拆开来看，是 “房子” 的 “主人” 的意思。那么房子的主人到底是谁呢？是拥有房子的人，还是拥有管理权限的人，又或是以租客身份打理蚁居房的人？

唯一可以确定的是，如果 “房东” 一词代表的意义越接近于后者，就越会强调租客的自主性，社会也越会保障居民的居住权。可惜的是，我们的社会绝不会把租客称为 “房东”。

“不过其他人都以为您是房东吧？”

“当然了，实际所有者是谁只有我一个人知道，因为我每个月都会汇月租给房东，也没人知道他的电话号码。我们社区的房东…… 啊，这么说容易混淆，我还是用‘代理人’这个词吧。虽然也有代理人用自己的房子收租，但大部分都是借别人的房子去收租。我们家世世代代都是做这个的。我、姐姐还有妹妹现在经营的都是妈妈留下来的事业。”

按照朴女士所说，该地区的蚁居房都是 “无许可” 的状态，自然也不需要缴税。一般月租是 20 万 —30 万韩元，代理人会汇 10 万 —15 万韩元给实际所有者。再去掉电费、煤气费，剩下的才是中间代理人的净收益。

钱既然以 “隐形现金” 而非所得的形式进了代理人的口袋，必然有很大的偷税漏税空间。朴女士还提到，如果代理人的年龄较大，即使每月能够收到数百万韩元，也不过勉强保障基本生活罢了。

朴女士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 “富豪代理人”。2018 年 3 月，在敦义洞一带原本管理着最多的蚁居房的人逝世后，朴女士接手了这些蚁居房。

“我原来管理的房间，加上我姐姐管理的房间， 一共有 9 栋蚁居建筑。按照房间数来算的话，差不多有 100 间房。‘放房间’的原理是这样的：这栋楼里有 15 间房，每层 5 间，一共 3 层。整栋房子出租的费用更贵，但如果以单间的形式出租，一般每个月也会收 24 万韩元。每间房都交 10 万韩元给实际所有者的话，这栋楼一个月租金就是 150 万韩元，剩下的就进了我们的腰包。看起来好像可以收很多钱，其实并没有。我们还得交水、电、煤气等各种费用。这里要是都住满了人，我们还能赚点钱，可最近都住不满，很多人开始做一般的房屋租赁生意了。”

如果朴女士管理的这 100 间房都住满，一个月就是 1400 万韩元。当然，寒冬腊月的时候煤气费和电费一定会比平时要多，所以加起来应该会有 500 万韩元以上的支出。

朴女士说：“去年冬天好像有人用了暖炉之类的东西，有一栋楼的电费足足有 78 万韩元！冬天光是电费，可能就要支出 500 万韩以上。” 不过这里的空房率不到 10%，且夏天的时候没有空调可用，所以怎么 算一年都应该会赚到 1000 万韩元以上。也难怪朴女士会说 “这种工作，我这把年纪还是做得来的”。

“如果我可以管理自己所有的房子那该多好。那就不用每间房都交 10 万韩元给房东了。一共 100 间房，所有的钱都归我该有多好，一个月可是有 2400 万韩元呢。不过并没有人真的这么做，这个社区的房东都住在别的地方。”

朴女士说她自己和租客们在一起住久了，还会研究他们都把钱花在哪了。租客们每月会领到 75 万 —80 万韩元的基础生活救助金，首先要拿出 24 万 —30 万韩元交房租。租客大部分都是中年男性，所以每天会有 1 万韩元花在烟酒上，一个月就是 30 万韩元。再加上没有固定工作，也没有可用来打发时间的事情，他们很容易迷失在赛马场、赛车场、赌场等娱乐中心。因此，他们就算有基础生活救助金，钱也还是不够用，日复一日地重复着借钱又还钱、还钱又借钱的无止境的借贷人生。

“这些居民都没什么兴趣爱好，那日子自然过得也没什么意思，所以他们总是和我说自己很孤独。而且又是一群男人，就算再穷也还是会跑到清凉里那带去找女人‘暖身’，这笔支出是无论如何都要有的。”

朴女士还十分好奇，这些提供给居民的福利设施是否真的是按照居民的需求去设计的。那些暖心的援助不仅对居民们没什么实质性的帮助，连声感谢也得不到。

“看看这些居民们的行为就知道什么叫‘贫困中的富足’了。一到节假日，福利中心或者是区公所就会给他们发大米和年糕。可他们都不吃，等到大米发霉了就直接扔掉。一袋又一袋的大米给他们送上门来，最后又直接拿走扔掉！用税金去救济去帮助他们固然是好事，可我总是会琢磨这么做到底对不对。总之，给他们送的米真的很多，多到溢出来的程度。”

朴女士原本就在敦义洞生活，嫁到地方生活一段时间后又重新回到了首尔，所以这份代理人的工作她总共也就做了不到九年的时间。她说很少见到搬进蚁居村之后，因条件变好又搬出去的情况。虽然这是个凶险到让人绝对不想来第二次的社区，但那些滋事的人要么丢了性命，要么进了监狱，所以这里的环境也变得比以前好了很多。

“有些长寿的老居民，甚至在这里住了十几年，但很少有人可以摆脱这里。最主要的就是因为穷。除非人死了，不然很少有人会自愿离开这儿。搬进这里的人，情况是绝对不会好转的。居民里每个月能攒下 10 万韩元的人都不到 10%。”

5 月 7 日下午第一篇报道登出后，我接到了朴善基先生打来的电话。电话刚一接通，那端就传来了崔女士刺耳的声音。“你这比狐狸还狡猾的女人！居然套我们的话，还写成了新闻？你这种人才是真的狐狸精！” 虽然已经在意料之中，可崔氏的话比我想象中的还要粗鲁和尖锐。我从未听过如此难听的话。

“中间代理人” 在我的报道里以恶人的身份登场（因为 “中间代理人” 至少也是帮凶），但我个人对崔女士其实并没有恶意。应该说，我相信她那句 “我对蚁居村里的居民都很上心的，过节的时候还会给他们做饭” 是真心的。她的脏话整整持续了五分钟，我始终没有回嘴。辱骂有可能演变成法律纠纷，我随口说的一句话就有可能让对方抓住把柄。

想到这里，我不禁笑出了声：“看来我现在真的是名副其实的记者了。” 崔女士气得咬牙切齿。虽然她在电话里没提到，但社区的其他几个代理人之间已经互相传阅过这篇报道，还上报给了房东。

比起这些，我更担心新闻报道对朴善基先生带来的负面影响。虽然我在报道中使用的是化名，但在昌信洞蚁居村，所有人都知道我和朴先生往来密切。我和朴先生一起出去吃午饭经过胡同时，居民看到后经常会点评一番 “朴先生的情人又来了”。为了采访朴先生的生平事迹，我和他一起回蚁居房的时候，隔壁房间的大叔会猛地打开推拉门，用一种阴森森的眼光向我 “问好”。我之所以能忍下这些令人感到屈辱的事情，是因为下定了决心要揭发蚁居村内部充满剥削的生态系统。我相信为这个群体写报道是一种保护他们的方法，想到这里心底就会

涌出一股莫名的力量。

“有钱是罪吗？条件宽裕的人把房子借给穷人住怎么了？这些人要是没有蚁居房，早就没命了。你这么义愤填膺是要帮他们交房租吗？” 明明崔女士自己也是租客，却站在房东的角度为房东辩护。

我认为，所有人都理应拥有一个 “可以活得像个人样” 的空间和个人居住权，这远比通过土地或建筑等不动产获利的权利重要。比起通过租赁的方式将利益最大化的权利，我认为这世界应优先保障个人享有幸福生活的权利。以这辈子运气不太好的人为对象经营租赁事业以牟取暴利的这种行为本身，已经是一种 “特权” 了。

“所以您认为连暖气都不提供的房子，每月还要按时收 25 万韩元是正确的吗？至少也要提供一个正常的居住环境，不是吗？”

崔女士没有想到我会如此反问她，迟疑了一会儿，磕磕巴巴地回答了一句 “别让我在这个社区再看见你” 后，挂掉了电话。

那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未曾踏入东大门地铁站附近的区域，也和曾经像朋友一样往来的朴先生彻底断了联系。然而，报道带来的反应并不都是负面的。大家对这篇报道的关注度比想象中要高。我忙着前往各地演讲，还拿到了韩国记者协会 “本月记者奖” 的 “年度资料数据探查报道奖” 和 “韩国网络新闻奖大奖” 等奖项，过着无比忙碌的生活。

无论是上台领奖的场合，还是探讨未来新闻业等相关事宜的场合，所有场合都令我感到无比光荣。但让我最难忘的，还是 5 月 29 日站在东子洞蚁居村居民面前演讲的那一天。

首尔车站正门的对面，首尔广场大楼外墙上闪烁的 LED 灯就好像一群人在做体操，而位于这栋大楼后方的东子洞蚁居村里，有 1054 名居民居住于此。乍看之下，东子洞给人一种很有人情味的感觉，社区成立了一个居民互助团体 —— 东子洞交流中心。每个成员都要交 1000 韩元的入会费，并将居民自己的钱作为团体资金，借给那些有需求的困难居民。和其他蚁居村相比，东子洞蚁居村居民之间有着更为深厚的情谊，我能够很切身地感受到大家的互助合作。

既有互助团体的助力，又有媒体关注度的东子洞，便利设施相比其他蚁居村要多一些。东子洞蚁居村的正中央有公用洗衣房。韩国电信公司还为他们建造了 “希望分享中心”，里面不仅有洗衣房和浴室等设施，还有帮助居民们自力更生的公共作业场。且龙山惨案真相调查委员会、露宿者 行动联盟、贫困社会联合机构的活动家们，也都和东子洞的居民们建立了深厚的情谊。

《比 “地屋考” 更糟糕的蚁居房》这一报道刊登后，露宿者行动联盟活动家李东贤联系了我。他亲自编排了名为《蚁居村新闻集锦》的报道，并将这篇报道派送到首尔所有蚁居村居民的手中。活动家们从 5 月中旬开始，将这篇报道挨家挨户地送到首尔四大蚁居村居民的手中。居民们看到了上面附着的演讲时间和地点，便在指定时间聚集到了活动地点。

于是，5 月 29 日，我站到了东子洞希望分享中心的讲台上。我本以为这会是很难熬的两个小时，但实际上和工作人员们描述的相反，居民们从头到尾都牢牢地坐在那里认真听我演讲。大家的注意力非常集中，目光也炯炯有神，时不时还会在报纸上写下笔记。这些足以让我的担忧烟消云散。

“首尔市 318 栋蚁居建筑的实际所有者大多为有钱人，他们生活在别处，雇用代理人进行收租。” 当我对《韩国日报》的报道进行说明时，居民们都会随声附和。

“蚁居村的人都知道这件事。” 他们说道。

在我提到实际所有者的具体情况时，居民们纷纷咋舌：“他们这是在用钱生钱啊。” 到了提问环节时，居民们都争先恐后地举手提问。大部分都是表达对我以及报道的感谢，没出现任何令我为难的问题。有人呼吁大家可以持续关注蚁居房问题，希望和蚁居房有关的事件不要结束于一篇新闻。

其间，也有人向大家倾诉了一些平时没机会说的伤心事，其中就包括住在昌信洞蚁居村、看到蚁居房新闻后远道而来的安贤洙（61 岁）先生。“虽然有保护露宿者的相关措施，可我还是觉得如果一直这么活下去，人生迟早会完蛋。我大约在一年前搬进了钟路区昌信洞蚁居村，看房子的时候都窒息了。我问代理人‘这里连浴室都没有，怎么住人啊’，对方却回答我‘不愿意住就出去吧’，意思就是有的是人等着搬进来。市政府和区公所会好意帮助居民们增添设施，反倒是房东们，面对租客的要求永远都是耍赖的态度。”

很多人都在抱怨平均月租为 22.8188 万韩元的这么一个地方，居住环境竟是如此恶劣。更离谱的是，有的房东连房门都不给安装，居民们只能靠防风塑料膜撑过寒冬腊月。有位老人所住楼房的水管冻裂了，室外铁制台阶上都结满了冰。他想联系房东清理这些冰，可根本就联系不上。老人也因此一整个冬天都没能出门。听到如此丧失人性的事情竟在首尔市中心上演，大家都愤慨不已。

57 岁的尹勇柱说：“这里的居民大部分都是 50 岁到 70 多岁的人。大家都有各自的苦衷，也都身患疾病，都是实在没办法才住在这里。绝不能让房东们再这样剥削我们这些一无所有的人。看到新闻报道后，我真的很高兴。希望记者老师您能再助力一把，让首尔市能够出台一些大快人心的相关政策。”

此时，演讲期间听得最认真的金东信先生（56 岁）举起手开始讲话：“就算房间漏雨，我们也只能埋怨房东，除此之外什么也做不了。卫生间的地砖裂开了，我们也只能尽量小心，根本不敢要求房东修理。不然的话，吃不了兜着走的不止我一个人，邻居们也很有可能受牵连。但今天将成为一个契机，今后我要光明正大地跟房东提要求。I can do it ！”

社区居民齐刷刷地为这番话鼓掌、欢呼。

在这场以报道为契机进行的居住权教育演讲之后，我在 6 月中旬于首尔市政府门前举办的保障居民居住权的文化节上，再次听到了这些人的消息。

大约有 30 名居民手举写有 “拯救蚁居房居民” 的纸板，要求政府保障居民们因蚁居村再开发而受到侵害的居住权。居民们三三两两地聚集在一起，集体坐下来占地也不到 10 坪。警察却用标有 “禁止入内” 的黄色警戒线将他们包围起来，以此警告他们 “不要越线”。

电影《寄生虫》之所以会演变成悲剧，正是底层人士的 “越线” 所致。可我们社会的这条 “线” 到底画在何处？又是谁画的这条线呢？为何底层人士要流浪在线外，或是被隔离在名为蚁居村的特定贫民窟里呢？对此，判断的标准又是什么？是 “金钱” 和人的 “用途” 吗？又或者是电影里反复提到的穷人身上的味道呢……

这些都是无法立即回答的问题。作为揭露 “贫困经济” 这一议题的记者，这世界的伪善已经让我恶心到了作呕的程度，但我也只能怀着愧疚之心在远处看完了这场集会。我在想，我是不是忽视了对我的新闻并无任何回应的国家，以及对底层群体漠不关心的政治，一篇报道给居民们带去了希望却似乎那么不切实际…… 想到这里，我真的自责不已。

10 月 24 日，国家相关部门联合发布《保障儿童居住权等居住地强化政策》，“等” 字包括了针对蚁居房、考试院等弱势群体的居住政策。该政策回应了我在报道中指出的所有问题，顾名思义就是一个 “综合政策”，可不知怎么的，我并没有感到很欣喜。

政府是以 “保障儿童居住权” 的名义，所有人才乖乖闭了嘴。如果公开表示用税金去救济城市贫民，舆论绝不会如此平静。公务员嘴上说着 “为了最大程度减少国民们的不满，我们将把儿童的权益放在第 一位”，可这话里还是有掩饰不住的虚无。国家就这么带头抹去了贫民的存在。

（本文选自浙江人民出版社《寄生首尔》，略有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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