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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麻子是经过惨痛教训,才从麻匪转型成鹅城县长的。

早年间追随松坡将军的时候,张麻子满腔热血,想为这个国家做点事情。但是松坡将军死在日本,独身回国的张麻子,和在位的军阀官僚们不是一路人,便落草为寇自力更生。

劫汤师爷的火车,是张麻子的一次无心之举,他并不知道这列火车是护送县长上任的,也没预料到自己会顶替汤师爷去做县长。

上任鹅城,完全是命运不经意间的安排,汤师爷、夫人、张麻子和兄弟们都没有准备。站在鹅城门口,看着黄四郎的礼貌,可能张麻子也纳闷:

“你说我一个山里的麻匪,怎么就进了鹅城,还做了县长?”

而在此后的一段时间,张麻子努力做好一个县长,但没有掌握好做县长的技能,更多的是用山里锻炼出来的生存技能,凭本能生存。

在内心深处,张麻子想的也是捞一笔再走,无非是怎样实现利益最大化的问题。

直到六子在讲茶大堂被骗身死,张麻子意识到,敌人有置他于死地的信念,有置他于死地的能力,敌人还是他年轻时就看不上的军阀官僚的代表。

于是在六子鲜血的刺激下,张麻子感受到黄四郎的恶意,现实命运和理想信念让张麻子下定决心,留在鹅城,什么时候把黄四郎连根拔起,什么时候再走。

所以张麻子的县长之路,有个清晰的转折点,那就是六子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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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县长岂是那么容易做的?

电影的前半段,虽然张麻子在和黄四郎的博弈中屡占上风,但那都是小胜,维持平局而已,在整体牌面上,张麻子并没有压倒性的优势。

原因在哪里?

不团结。

六子死后,老三在六子的墓碑前说:“大哥不该听他的,姓汤的不是个好玩意”,汤师爷说的是:“不能拼命啊,拼命还怎么挣钱?”

还没和黄四郎决战呢,麻匪兄弟们便起内讧,有的是因为人事之争,有的是因为财富之争,但归根到底是利益之争。

他们都把六子的死,当成博取利益的资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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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在六子死前,不团结的麻匪就爆发过一次路线之争。

汤师爷给张麻子讲做县长的道理:“县长上任得巧立名目,拉拢豪绅缴税捐款,他们交了才能让百姓跟着交钱。得钱之后,豪绅的钱如数奉还,百姓的钱三七分成。”

汤师爷的预期目标是要三成,而张麻子想要的是七成。

想要三成的汤师爷,给麻匪的定位是服务豪绅,然后和豪绅一起压榨穷人,这样便可以细水长流,给自己下次买官做县长打基础。

汤师爷的路线,本质上是秦汉以来的官僚主义路线。

而想要七成的张麻子,一手握枪一手握印,意味着要用军队和政权压榨豪绅,麻匪兄弟和穷人分享利润。

自己做了一锤子买卖,但还给鹅城公平。

钱从哪里来、分享多少利润、给鹅城留下什么,是第一次路线之争的焦点。

六子死后,麻匪兄弟们绑架两大家族的族长,要到大量白银赎金,掀起电影中的第二次路线之争。

这次路线之争的焦点是走、还是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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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六子年纪更小的老七忍受不了诱惑,问各位哥哥 “咱们为什么来了”,其他人异口同声的说钱啊。既然钱到手了,大家便可以离开鹅城了。

现在离开鹅城是有好处的。

第一,钱到手了,来鹅城的目的达到了,汤师爷和兄弟们抓住了主要矛盾,虽然显得没有理想,但符合人性逐利的原则。

第二,带着两大家族的钱走,没有任何风险,可以避免和最大的黄四郎起冲突,你好我好大家好,以后江湖再见,还能把酒言欢。

但张麻子说:“不走,把钱发给穷人”,路线之争以张麻子的一锤定音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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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弟们不理解张麻子的意思,但张麻子积威日久,他们没有反抗的余地,便到街上发钱。

不团结的属性,在这次发钱事件中体现的淋漓尽致,老二和老三对着花姐的窗户,一波一波的往里扔钱,为了找个冠冕堂皇的理由,他们互相安慰说,花姐是被穷人卖掉的女儿。

张麻子要求发钱给穷人,他们发给不穷的花姐,这是层层加码,是老二和老三对张麻子的背叛,也是打着张麻子的旗号满足自己的私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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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麻匪的内部有问题,黄四郎才有机会反击张麻子。

导致六子身死的讲茶大堂事件,起源就是张麻子打了武举人武智冲的屁股,黄四郎表示 “县长喜欢断案、那就安排一点案子给他断。”

这是黄四郎引导民间力量闹事,给张麻子添堵,并且营造六子 “吃两碗粉只给一碗的钱” 的舆论,打击张麻子的 “公平、公平、还是他妈的公平” 的口号。

一句话,张麻子要从黄四郎身上捞钱,黄四郎就引导舆论,把鹅城上层的斗争,转化为县长和人民群众的斗争。

如果张麻子因六子身死乱了阵脚,那便中了黄四郎的圈套,此前的准备和此后的谋划都将功亏一篑。

后来张麻子收到两大家族的钱,让麻匪兄弟们给穷人发钱,虽然老二和老三犯了错误,但整体目的达到了,大量的穷人收到张麻子发的钱。

黄四郎的反击,便是让黄府的狗腿子们假扮麻匪,到穷人家里收钱,并且当着人家老公的面,强奸了穷人家的妇女。

这样一来,穷人便不会感激张麻子 ——

先发钱后收钱,还强奸妇女作奸犯科,张县长是逗我们玩呢?

黄四郎通过假扮麻匪,搞乱了张麻子的部署、离间了张麻子的兄弟、抹黑了张麻子的信誉,让穷人们以为张县长是打家劫舍的假麻子,黄四郎才是为穷人服务的真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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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四郎是刘都统的狗腿,做着拐卖人口和贩卖烟土的大生意,电影里说,小半个民国的烟土都出自黄四郎之手。

而在年轻的时候,黄四郎和张麻子在灯火阑珊处见过面,谈起辛亥革命,黄四郎甚至对地雷的型号了如指掌。

这份人物履历说明黄四郎有三重身份 —— 他是外部势力在鹅城的代理人,盘踞鹅城数代百年的地头蛇、革命队伍里变质的既得利益者。

简单来说,黄四郎是买办、官僚、军阀、豪强的投射。

要从黄四郎身上捞钱,甚至彻底扳倒黄四郎,张麻子可谓是难如登天,但张麻子经过长时间的博弈,还是找到了击败黄四郎的方法。

这个方法就是民意,或者说是穷人的愤怒。

电影的后半部分,张麻子通过 “翻译翻译” 的逼问,彻底收服汤师爷的心,通过吸纳花姐加入麻匪,团结了老二和老三,暂时稳定麻匪的人心,可以团结一致打大仗了。

随后张麻子以出城剿匪的名义,赚到黄四郎和两大家族的钱,到城外绕了一圈便返回鹅城,把钱摆在街上发给穷人。

钱被穷人取回家里,但张麻子说胜算只有三成。

穷人的满意度是需要对比的。

如果只收张麻子的钱,穷人们会认为是理所应当,不会感激张麻子。

只有得而复失,穷人才会产生落差感,如此一来便会感激发钱的张麻子,反感放车收钱剥削穷人的黄四郎。

于是在黄四郎放车收钱之后,老五着急的说胜算只有一成了,张麻子却自信的打着手势,表示有六成胜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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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到手的钱得而复失,穷人的怒火被勾出来了。

紧接着张麻子发枪弹、斩替身、抢碉楼,一气呵成,利用穷人的怒火彻底扳倒黄四郎,不仅换来黄四郎的五代家业,还得到穷人的拥护。

这就是人民的力量,这就是舆论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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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矛盾是可以引导的,民意是可以转变的,民愤是可以利用的,这么说可能不道德,但这是事实。

县衙门口的冤鼓,与其掩盖在藤曼下,不如放出来,让冤案暴露在阳光下。

有了冤案,县衙才能从讲茶大堂收回断案的权力,张麻子才能和穷人达成统一战线。

替身,与其留着给黄四郎遮风挡雨,不如拉上断头台一刀砍了。没有替身,黄四郎便成为替身,失去了作威作福的资格。

这是转变民意、利用民愤的充分必要条件,毕竟有时候死人比活人有用。

一旦有效利用,民愤就是排山倒海的力量。

真到了那个时候,武举人和胡千也会加入穷人的队伍,他们做为黄四郎的亲信,起码有九种办法弄死黄四郎。

这可以做成很多以前做不成的事。

而张麻子发动穷人打碉楼,给年纪最小的老七留下深刻印象,电影的最后,老七向张麻子汇报了老三的打算,但没有跟着老三去浦东,于是老七成为张麻子留下的种子。

可能多年以后,老七会回忆起打碉楼的光辉岁月,重走一遍张麻子曾经走过的路。

来源:温伯陵 英文名:wenboling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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