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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22 年 4 月底,华为已经招到 20 余名顶级的 “天才少年”,主要集中在人工智能和算法领域,这些 “天才少年” 来自北大、清华、武汉大学、西安交通大学、电子科技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等学校,其中有两名女性,年薪最高开到了 201 万元。

撰文 / 《财经天下》周刊作者 魏一宁

编辑 / 董雨晴

35 岁的华为,仍在寻找 “少年”。

不久前,华为官方发布信息称,提供 5 倍薪酬,面向全球招募在数学、计算机、物理、材料、芯片、智能制造、化学等领域有特别建树,并有志成为技术领军人物的 “天才少年”。

华为 “天才少年” 计划,是任正非在 2019 年发起的,采用十分严格的招聘标准,目前已予以最高 201 万元的年薪待遇。要想成功被华为选中,除了优异的学习成绩,还得有突出的科研成果。

对于这群人,华为也有特别的期待。在提出这项计划时任正非说:“这些天才少年就像泥鳅一样,钻活我们的组织,激活我们的队伍。” 华为轮值董事长胡厚崑也在几天前的公开会议上表示:“在华为,谈到创新,我们首先想到的是顶尖人才。我们希望用世界性的难题,吸引世界级的人才,来共同迎接挑战,推动科学和技术上的进步。”

华为走入被美制裁的第三年,对人才的渴求正愈发迫切,但顶级的天才少年,依旧难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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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为需要人才

在华为被制裁最严重的 2020 年,任正非很少在其他场合公开露面,却频繁访问各个大学。

2020 年 7 月 29 日至 31 日,短短三天时间内,任正非带领团队访问了上海交通大学、复旦大学,又到南京访问了东南大学和南京大学。9 月 14 日至 18 日,任正非又在北京访问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中国科学院大学、北京邮电大学和北京理工大学。

密集访问学校,是因为华为确实渴求依靠人才实现技术上的突破。正是在北京与科学家、学生代表举办座谈会时,任正非发表了题为《向上捅破天,向下扎到根》的演讲。

在演讲中,任正非表示,中国的基础工业还不够强,几千种胶、研磨剂、特种气体都是高科技中的高科技。很多技术一年的需求量只有几千万美元、几百万美元甚至更少,在泡沫经济下,许多公司不愿意从事这类研究,但关键材料缺一种,就会卡住一个国家的脖子。

任正非强调,过河需要船和桥,有了很好的科学目标,过河的船夫就是人才,而人才来自教育。

访问学校和座谈、演讲只是表达决心,企业和学校共同培养人才,仍然需要建立长期机制。2020 年,任正非决定和西北工业大学合作,打造鸿蒙生态菁英班,为的就是建立这种机制。

根据西北工业大学介绍,鸿蒙生态菁英班将技术方向锁定在终端软件领域,面向计算机学院、软件学院、网络空间安全学院、电子信息学院等相关学院招募优秀学生,定制包括夏令营集训、项目实践、科创计划在内的专属培养方案。

不过,颇为让人意外的是,华为打造首个校企合作模式,首选高校却是西北工业大学。

尽管西北工业大学属于 985 高校,但比起更为知名的北大、清华,它的存在感一直比较低。任正非没有选择北大和清华,而是选择了西北工业大学,是另有一番考量的。

北大、清华是国内基础科学和计算机最强的学校,但清北的很多毕业生选择了出国深造,最后许多人留在了美国、日本、新加坡等国家工作。任正非曾经痛心疾首地说,有时花大价钱引进国外的高新技术,打开以后却发现 “是中国鸡下的蛋”—— 为其他国家从事高科技研发的,大部分都是国内流出的人才,其中很多来自清北。

比起相当一部分学生选择出国的北大和清华,低调的西北工业大学更适合华为,它是 “国防七子” 之一,校风朴实,人才外流相对较少,更符合华为 “把人才留住” 的长远考量。

除了西北工业大学,华为青睐的学校还包括华中科技大学、电子科技大学、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和武汉理工大学。这几所相对低调的学校,都在业内有较高的认可度。

华中科技大学还被称为 “华为的娘家”,在华为 17 位董事会成员中,包括孟晚舟、胡厚崑在内的四位毕业于华中科技大学;电子科技大学与华为联合成立了 “海思致远班”,华为公司连续三年进入电子科技大学就业人数前三单位;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在通信领域实力强大,2019 年与华为签署了深化战略合作协议;武汉理工大学软件科学实力强大,2019 年和 2020 年,武汉理工大学进入华为的应届生都达到了 200 人以上。

正是这些高校,为华为输出了源源不断的年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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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为的天才

但光有年轻人还不够,华为需要的是天才。提及华为最早期的天才,李一男是个绕不过去的名字。

上世纪 90 年代,15 岁就考入华中理工大学(现华中科技大学)少年班的李一男通过实习加入华为,那时,华为刚刚进入通信市场,凭借着自主研发获得的收入,华为开始向华科大提供奖学金,招募优秀毕业生和在校实习生。

1993 年,李一男毕业后正式入职,两天时间就升任华为工程师,半个月后升主任工程师,到 1996 年,他 26 岁时,被任正非亲自任命为常务副总裁。

在崇尚 “狼性文化” 的华为能够飞速成长,可见李一男的能力。他在华为任职的七年里,华为年营收从四亿暴涨到二百亿,《任正非传》一书的作者提到,任正非私下把李一男认作 “干儿子”,外界一度称其为 “华为太子”。

2000 年,李一男突然从华为离职创业,任正非给了李一男足够的分红和设备支持,并与李一男达成不能在技术上与华为竞争的君子协定。然而,很快李一男就撕毁了协定,创立港湾网络,开始与华为竞争,并准备赴美上市。

痛心疾首的任正非决定,由二号人物孙亚芳亲自带队,成立 “打港办”,专门打击港湾网络。经过三年时间,华为收购港湾网络,任正非要求李一男回到华为,任期两年。重返华为的两年,李一男有首席科学家兼副总裁的名头,但他已经失去了任正非的信任,无法再掌握实权,两年期限一到,李一男就离开了华为。

这场商战一度令任正非陷入抑郁,痛定思痛,他认为 “英雄式” 高管出走,就应该找到新的有才能的高管,或者从外面重金挖人,华为不怕人才流失。然而他的老伙伴孙亚芳反驳,华为不能成为人才的集散地,不需要英雄式的人才,而是需要培养英雄的制度,要从基层慢慢磨砺人才。

后来,华为开始修改企业文化和管理制度,从单纯的 “狼性文化” 向 “以奋斗者为本” 过渡。到 2018 年,董事长孙亚芳签发决议,宣布原则上暂缓社会招聘,人才缺口尽量由应届生和内部人才来补齐。

对于需要稳定技术团队的华为来说,应届生尽管需要更长时间培养,但比为了高薪跳槽的社招人才更加稳定,对薪资的要求也相对较低,而用内部人才填补缺口的做法,也有利于集团内部的人才流动。

暂缓社招后,省下来的资金可以用来招募关键稀缺人才。2019 年,华为推出天才少年计划,强调 “英雄不问出处”,不限学历和学校,但要求在相关领域有特别建树,并立志成为领军人物。“天才少年” 考核十分严格,除了简历筛选、笔试、主管面试外,还要由部长、总裁分别进行面试,总共要经历七轮筛选、考察程序。

华为最初提出 “天才少年计划” 时,设想从全世界招进 20 到 30 名 “天才少年”,以后逐年增加,2020 年要招到 200 到 300 名。然而,到目前为止,这一目标并没有完全实现。

尽管 2021 年华为轮值董事长郭平在当年业绩说明会上介绍,在 2020 年和 2021 年,华为招聘的 2.6 万名应届毕业生里有 300 名属于华为定义的 “天才少年”,但顶尖级的天才到目前仍然只有 20 余名。

与互联网公司相比,华为更加迫切地需要在技术上能够有所突破的人才。任正非曾经提到,中国在半导体加工技术、EDA(电子设计自动化)技术等方面都有欠缺,而大量的 EDA 领域技术人才被美国挖走,国内人才极度稀缺。

华为致力于打破美国的技术垄断,但与美国、日本、西欧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在科技、教育、研发条件上都相差甚远,如前文所述,清华和北大培养出的顶尖 “学霸” 更倾向于出国,在华为被美国频繁制裁的情况下,对很多优秀学子而言,加入华为和去欧美深造、工作越来越成为对立的选项,许多理工科学生面对华为的校招更加谨慎。

到目前为止,华为的 20 余名顶级天才少年,只有 3 人来自清华或北大。一种说法认为,顶级学府培养出的顶级人才不愿留在国内,华为只能退而求其次,与业内有知名度的院校建立合作关系,有针对性地寻求通讯、人工智能、软件开发等有专长的优秀人才。

尽管人才难招,但华为并不降低标准,仍然对人才从严考核。华为招聘的淘汰率被称为 “玄学”,没人知道华为的淘汰率到底多高,但根据流传在求职圈的说法,互联网大厂的校招淘汰率达到 70%-80%,华为招聘高端人才时,淘汰率更甚。

在讨论求职的互联网平台上,经常有人分享被华为拒绝的经验,有些人失败在笔试和面试,另一些人则失败在性格测试环节。2016 年,有一名应届生在网上发帖,称自己在性格测试环节被淘汰,原因是第一次答卷前后回答不一致,他又做了第二次,“凭感觉选”,结果还是被淘汰了。

在这场双向选择中,优秀人才对被制裁的华为有所顾虑,而华为对应聘者的要求也极高,这导致了华为的重金求才之路不会一帆风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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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一样的年轻人

华为挑选出的大多数 “天才少年” 是博士毕业,但仍有 4 人是硕士或本科;尽管从事科技行业研究的多为男性,但仍有 2020 年的姚婷和 2021 年的武敏颜两位女性。

在 2020 年的四人 “天才少年团” 里,姚婷是唯一的女性,由于 “集美貌与智慧于一身”,其得到了广泛的关注。

姚婷同样是 “学渣” 逆袭成为学霸的典范。在青春期,她由于个性叛逆成绩下降,中考的成绩是两 “A” 四 “B”,父母的责骂完全不起作用,直到有一天,父亲严肃地告诉她:以后我不会再盯着你学习了,你要为自己的未来负责,将来不要后悔。

这句话点醒了姚婷,在高中三年,她努力学习,考上西北大学,在大学里,姚婷除了学习专业知识,还不懈学习英语、参与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大赛、全国大学生物联网大赛等。凭借着优异的学习成绩,她成功保研到华中科技大学硕博连读。期间,姚婷曾经到美国访学一年,但她最终选择了留在国内,报名华为 “天才少年” 招考,以 156 万元的年薪入职华为,从事计算机存储领域研究。

在学历为硕士和本科的 “天才少年” 中,曝光度最高的,是 2020 年加入华为,负责昇腾计算产品线全栈研发的彭志辉。彭志辉本科、硕士就读于电子科技大学,在加入华为前,他就职于 OPPO 研究院,担任算法工程师。

彭志辉在大学频繁参与各类专业竞赛,他获得的奖项接近 40 个,报考研究生前,他的发明、专利、获奖证书能装下一个纸箱。这些奖项为他带来了丰厚的奖学金,而他把钱都用来购买元件和工具,最拮据的时候,手头只有 12 元钱。

实际上,彭志辉还有另外一个更响亮的名字,那就是 B 站 UP 主 “稚晖君”。

在 B 站,彭志辉经常发布一些自己研究的 “黑科技” 产品,包括可以当语音助手和服务器的迷你小电脑、带电子墨水屏幕的门禁卡等,被网友称为 “野生钢铁侠”。

2021 年,彭志辉在雨天骑自行车摔倒,脸刹着地,在发布自己鼻子上流着血、脸上贴着创口贴的照片后,彭志辉决定设置自行车稳定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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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四个月的业余时间研发,彭志辉设计出了一款可以自动驾驶的自行车,踢开脚蹬后,即使单侧挂上一块板砖,自行车也可以保持平衡,还可以自动拐弯。在评论区,有业内人士表示,他使用了二十多种专业技术,每个部分拿出来都是一篇本科毕业论文。

B 站董事长兼 CEO 陈睿评价彭志辉 “重新定义自行车”,而任正非在华为研究院创新先锋座谈会上也提到了彭志辉的发明,他表示,即使公司没有要生产自行车,但不会限制彭志辉,因为这种技术是彭志辉掌握的一把 “手术刀”,“或许以后会发挥什么作用,产生什么巨大的商业价值。”

今年入选华为 “天才少年” 计划中的林田则来自复旦大学。根据复旦大学在官方公众号信息披露,林田考入复旦大学后,一度沉迷游戏,荒废学业,在元宵节的万家灯火中被父母送到车站返校补考。当他一个人在寝室面对着冰冷的墙壁,下定决心不再挂科补考。

经过两年的奋斗,在大三,林田的绩点从最初的 1.8 提升到了接近满分 4.0,从挂科差生逆袭成为学霸。他继续在复旦大学读研、读博,2019 年,他在国际顶级期刊发表论文,受到了华为技术有限公司的关注,经过实习和面试后,他进入了华为,继续在 5G 通信领域深耕。

截至 2022 年 4 月底,华为已经招到 20 余名顶级的 “天才少年”,主要集中在人工智能和算法领域,这些 “天才少年” 来自北大、清华、武汉大学、西安交通大学、电子科技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等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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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人依旧很难

尽管华为一直在重金招募人才,给予员工优厚的待遇,也在依靠科研人才和各方支持试图打造属于自己的芯片生产线,摆脱对美国技术的依赖,同时在其他领域尝试技术突破,但对华为来说,如何留住招来的人才,是一个问题。

早在 2018 年,华为就开始关注高学历人才流失问题,2018 年,华为对 82 名离职博士员工、115 名在职博士员工进行深度调研访谈和数据分析,总结归纳博士员工离职的原因,并在 2019 年初以总裁办电子邮件的形式发表。

数据分析显示,华为博士员工在五年内入职时间越长,离职率越高。在 2018 年离职博士员工中,2018 年入职的占 2.06%,2017 年入职的占 15.63%,而 2014 年入职,工作超过三年的博士员工离职率达到 43.11%。而且,相当一部分离职博士员工是被定义为技术领军人物的特招博士。

根据华为调研结果,在 82 名离职博士员工中,有 56 人反映岗位与个人技能不匹配,主管技术能力弱,导致发挥受限。有人表示,华为招聘时谈的是让他做硬件岗位,入职后却被安排做算法;也有人表示,自己的核心专业是激光雷达,而华为安排给他的岗位是数字集成,工作只用得到硕士期间学的东西,如果再做下去,感觉自己的博士 “白读了”。

更为 “扎心” 的是,有一位离职博士员工表示,他博士期间做激光通信,入职后一直在做信道估计,工作内容太窄,学不到新知识,离职后,他去做系统架构,并说 “现在做的东西范围更广,成长更快”。

同时,华为也注意到,尽管整体上离职率高,但制造部 2015 年至 2019 年博士离职率只有 7.7%,因为制造部能做到员工入职后岗位要求与职能相匹配,在调研案例中,两名制造部的博士表示进入公司后能做到人尽其用,并感受到了领导的尊重。

参照制造部的经验,任正非在公开信中提到了整改意见:要给博士员工分配需要研究探索的工作,不要安排重复性工作,给博士员工安静持续的研究空间,在人力资源管理方面,战略攻击队伍仿照欧美企业,采用极简管理,对博士采用年薪制,给予三年的研究时间,勇于试错,这样更有利于发现和识别人才,减少管理消耗。

对于岗位安排不当造成的人才流失问题,华为可以及时通过调研发现,并做出调整。不过,华为离职率高或许还有另一个原因,就是饱受诟病的加班文化。

尽管华为有高薪、分红、加班夜宵等福利,但频繁的加班对员工的身体消耗较大,也让许多员工感受到工作与家庭无法兼顾。

事实上,互联网企业的加班文化,是从移动互联网兴起以来才逐渐受到关注,成为热点话题的。而华为的加班文化,从上世纪就已经存在,并让员工感受到巨大的压力。吐槽加班文化并因此辞职,或以此作为理由辞职的,不只有基层和中层员工,也包括高管。

1995 年加入华为的李玉琢,在第二年就给华为子公司莫贝克创造 2.16 亿元销售合同、5000 万元利润,由此成为任正非信任的高管之一。1999 年,由于和任正非在工作中经常积累矛盾,加上过度的工作压力,李玉琢决定辞职。

李玉琢给任正非写了三份报告,讲述自己身体和家庭方面遇到的困难,在三份辞呈之后,任正非终于找他谈话,李玉琢提到夫人和自己两地分居,不适应深圳,任正非竟然说道:“这样的老婆你要她干什么?”

离开华为后,李玉琢接受《青年周末》采访,回忆那次不太愉快的散伙谈话,他说道:“健康是第一位的,我不能再不管自己身体了。我还要家庭,我不想除了工作,什么都没有。…… 任正非是一个非常忘我的工作狂,事业远远重于家庭。但是我想,他可以做到的,不能要求别人也和他一样呀。”

现如今,招到新的人才之后,华为依旧需要解决如何留住这些人才的问题,这也是大多数面临困境的企业都需要解决的问题。

来源:AI 财经社 英文名:aicj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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